’98、’99之交是中国文坛颇不宁静的日子。钱钟书、萧乾、谢冰心三位老作家的先后离世，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年龄而让他们的读者不再惊愕。恰恰相反，越是谙熟他们的文字的人，越是难以相信这一自然而必然的事实。作品是永生并且常绿的，她荫弥又遮蔽了写作者的生命的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更是一道美丽的隔膜。而如果戳破这道隔膜，我们又将看到什么？
去年11月底，《时代文学》记者向50位中国当代作家以邮件形式发出主题为“写作与健康”的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睡眠、饮食、居住城市、婚姻状况、健身、疾病与体检、写作与健康七个方面。截至今年2月10日，记者共回收答卷25份。
这25位积极支持此项调查的中国当代作家，从年龄、职业到主要写作文体、写作史都形成了较为宽泛、均匀的分布；虽然总数不多，却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可以由此管窥一斑：年龄上，问卷划为“35岁以下（青年）；35－50岁（中青年）；50－65岁（中老年）；65岁以上（老年）”四组，25位作家各居其中；职业以专业作家为主，兼有报刊编辑、记者、机关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写作文体涵盖小说、散文、杂文、评论、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学术论文诸领域；写作史从10到70年不等，其中35岁以下青年组作家全部在10－15年之间，50岁以上中老年和老年组作家全部超过20年，冠、亚、季军分别是年逾90的施蛰存先生、88岁的卞之琳先生和81岁的蔡其矫先生，他们从事写作的时间分别是70年、60年和58年。
作家不是“夜莺”，未必要到夜间才会歌唱：多数作息与常人无异；也有些作家有点“异秉”
人们通常认为作家总是夜间写作、睡得很少、经常失眠，此次调查显示情况未必如此，大多数作家的睡眠正常得让人有点难以相信：在“每天平均写作几小时”一项中，答4小时以下的占50％，答4－6小时和6小时以上的各占35％和15％；在“习惯什么时间写作”一项中，白天写作者多达56％，夜间写作者只有12％；与睡眠时段的正常相应，在“每天平均睡几小时”这项关于睡眠数量的提问中，答8小时以上的超过50％，答4小时以下的只有4．2％；更进一步，在“平时是否失眠”这项关于睡眠质量的提问中，答“从不”的占20％，答“经常”的占12％，——68％的作家和常人一样，只是“偶尔”失眠。
当然是作家就会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性。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肯定要对作家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一旦处于“创作重要作品的过程中”，“经常”失眠的比率就从“平时”的12％骤升至38％。
同时某些作家也会有些“异秉”。本次调查中有两位中青年作家的纪录让他们的同行也不免惊“异”：一位是莫言先生，他平均每天写作8小时；另一位是吴亮先生，他最长时曾一次连续写作30小时。精力和身体素质的优势可能是一方面——吴亮就特别注明那一次连续30小时的写作是在“1985年”，他正当“年轻”的时候；但这也只是一方面——比莫言和吴亮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也未必能做到像他们那样——，这并不是说写作时数的平均值和最值越多就越好，而是说在上面两位作家的纪录背后一定有着更深且更具个人性的理由，绝不仅仅是因为“年轻”。
一半作家三餐“定时定量”；与睡眠不同：即使在“创作重要作品过程中”大多也并不打乱
“民以食为天”，作家也不能例外；更何况中国文学史上从张岱袁枚到周作人汪曾祺多有身兼作家／美食家、既能“写”又会“吃”的文人。可惜一份规矩方正的问卷难于兼容一次关于“美食”的趣访妙察。“美食”关乎生活乃至生命的品味。而品味是无法用选择题的形式发掘或者总结的。这不能不说是此次调查的一个遗憾：呆板取代了灵悟。但呆板的机械形式与枯燥的统计结果也有它“一目了然”的好处：被访作家中“平时一日三餐是否定时定量”的肯定回答者占47．6％，只有9．5％的作家答“否”；而在接下来的“创作重要作品过程中是否会打乱饮食规律”一项中，44％的作家答“不会”。这与重要创作对作家睡眠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莫非“美食”以外的纯粹“饮食”只关乎人的生理需要并且有规有矩可循可蹈，而梦与醒与半梦半醒的复杂“睡眠”却因为关乎人的精神漫游而成了根本无法锁定的不羁？
谈到“正在居住的城市”，作家们往往“不喜欢但是离不开”；“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在于：她对健康的侵蚀和她对创作的促动
“城与人”是一个永远的话题。然而这也像美食、口味与文化一样，无法在一份问卷中隽永而充分地展开。但只是通过一组问题的回答，就已经可以见出存在、或者说发生于作家与他们正在居住的城市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在“喜欢您现在居住的城市吗”这项提问中，答“不喜欢但是离不开”的作家超过50％。接下来的两组数字或许是对这一回答的某种解释：在“她对您的健康是否有益”和“她对您的写作是否有促动作用”两项提问中，对“健康”答“否”、对“写作”答“是”的作家分别占去58．3％和47．8％。
除了有损健康的“大气污染”，作家们“不喜欢”所居城市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出行没有安全感”、“房价贵，越来越不适于生活”等等。相比之下，“离不开”的理由倒是十分一致，作家们的苦恋都系于同一点——这个城市会提供一种“此曲只合此城有”的感觉。而又有什么比“感觉”对于一位作家意味着更多呢？以北京的青年作家邱华栋和徐坤为例，在“数落”了她的种种“坏处”之后，两人又都谈到了北京作为信息文化中心的种种无可比拟的好处，认为“北京适于作家生活”，即使有一处桃源、草场也未必就从此将她离弃。
穆旦有句诗移用到这里非常合适：作家们寄身其中的城市给了他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关于“婚姻状况”的调查最尴尬；也许这是一组“不能调查的调查”
作家们的婚姻状况是否对他们的写作和健康有影响？如果“有”又会是怎样的影响？——这本是此次调查想要了解和探知的问题。然而，正如蔡其矫先生所言，“婚姻与健康、写作有影响，其复杂程度不能以‘是’与‘否’作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与睡眠、饮食和居住城市相比，是远为敏感、深入也更加属己的私密性话题。换言之，对于婚姻的调查本质上是一种“不能调查的调查”。因为最明亮、开朗的婚姻，就其生命体验来说也是浑沌、纷纭的。
于是“说也说不清楚”的话题被一部分作家避开，没有回避而直接做答的作家在“婚姻状况是否对您的健康有影响”和“婚姻状况是否对您的写作有影响”两项中也各有35％选择了“不好说”和“说不准”。但真正的遗憾还不在于作家们的回避或含糊——毕竟仍有35％和50％的作家对上述两项问题答“是”——，而在于问卷设计本身的疏漏：由于没有明确的提示和进一步的追问，这部分答“是”的作家即使想展开或深入下去也没有发挥的余地。
值得庆幸的是25位作家中还是有两位在并不明确的问题旁补充上明确的解释：史铁生先生和郑敏先生分别于两个“是”后注出两句——“好的影响”和“正面的影响”。工整的笔迹显出作答者态度的审慎和认真。
自觉的意识和匮乏的条件说明“健身”不止是一个主观问题；“平心静气”和“扶杖走走”是调查中发现的最富意味的“健身方式”
健身是九十年代的时尚。作为时尚的健身充斥在缤纷的“全天电视购物”和各种俱乐部的报刊广告之中。但本次调查的“健身”与时尚无关。在这里，健身只意味着一件事：作家如何保有自己赖以写作的肉身？
调查发现：69．6％的作家“‘有’自觉的健康意识”；45．8％的作家“‘有’实际的健身行动”；但与此同时，却是43．5％的作家“‘没有’适宜的健身条件”。这说明“善待生命”绝不止是一个主观问题，她并非仅靠一己之力就能够实现。
关于健身方式的调查是一道开放性题目。问卷只是给出一些提示而并没有一定的限制。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道题目的收获特别丰鲜。答案显示：对环境和器械要求较低的有氧运动是作家们的首选——69．8％的作家以散步、慢跑、骑车、跳舞、太极拳、气功等作为自己的健身方式；此外，游泳和各种球类活动（包括羽毛球、网球、保龄球甚至足球）也是作家们的爱好，各有13．9％和16．3％的作家选择这两项作为自己的健身途径。
而在上面这些丰富但也比较常见的方式之外，本次调查另有两点特别的发现。一点来自史铁生先生。这位因身体残疾而不能从事在常人看来轻而易举的各种运动的中年作家，至今已有“两种以上”的的慢性病史并且在“最近一次的全面体检”中被告之“问题严重”。从1997年起，史先生开始了漫长而耗人的透析治疗，目前连稍长时间的讲话都会让他觉得“虚乏”。然而没有和肉身一同衰摧并且承负着肉身的日愈沉重的是史铁生先生的心气——这灼灼而燃的心气反映在他不多的话语中即是那声音里厚挺的质感；反映在他的笔下即是那问卷回答里四个小字的宁谧品格：“平心静气”。
另一点发现来自卞之琳先生。这位88岁的老人用两行娟秀而颤栗的小字写出了下面这段颇为详琐的说明：“九三年以前（不论在乡下翻山或劳动）很能走路，在家日常以取报取信上下四层楼为锻炼，不慎失足伤头治好后，不便走了，现被搀扶在室内及阳台上扶杖走走，正争取独撑手杖”。这或者是只有诗人——而且是一位88岁的诗人才能道出的详琐。其中那涵咏参差的韵致和涵咏错落的语言打成一片。“扶杖走走”让人想起何其芳在《画梦录》中的一句话：“（维特）那寂寞的一挥手，你了解吗”？——正值青春健康的生命们，你们了解一个老人“争取独撑手杖”的意味吗？
轮椅上的“平心静气”和夕阳里的“扶杖走走”，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永远记住并将给我们每个人以永远的启示的两个姿态、两幅形象。
作家多认为上医院检查是“自找麻烦”而拒绝定期体检；但“最近一次体检”结果警示：“麻烦”有时必需“自找”
关于“疾病与体检”的话题作家们分外一致：70．8％的作家从不“定期去医院体检”；51．6％的作家“检查周期”远超“两年以上”。在“身体不适特别是有持续症状时是否去检查”和“身体不适特别是有持续症状时是否还坚持写作”两问中，各有66．7％和68．2％的作家回答“视情况严重程度而定”。
卞之琳先生人到老年又腿脚不便，称“上医院检查”是“自找麻烦”在情理之中；而从上面的比率看来，即使未至老年腿脚也都还灵便的作家们同样视“体检”为“麻烦”，于是“自找麻烦”成了所有忙里不得闲的作家们的“共鸣”。但“最近一次体检”的结果不容乐观：35％的作家显示“一般”；20％的作家显示“勉强，有小病”；更有10％的作家亮起了红灯，显示“问题严重”。同时在“截止目前您是否有过任何慢性病史”一项中，34．8％的作家答“一种”而17．4％的作家答“两种以上”；并且25位作家里有两位“截止目前曾有擦过生死边缘的患病经历”。
可见，为了止患于初发或是防患于未然，定期体检的“麻烦”需要“自找”。更何况“健康状况的变化”不止于对肉身的影响——分别有52．2％和21．7％的作家认为它“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
“写作与健康”的关系暧昧不明：鱼与熊掌？机器与梦想？沉重与轻盈？
本次调查的核心是“写作与健康”；关于这一主题最直接的三道提问却收到了最暧昧不明的回答：当被问及“您认为写作是否已经、正在或可能影响您的健康”，以及“您认为写作对您健康的主导影响是哪方面”时，分别有34．8％和59．1％的作家以“说不准”和“难说”做答。这就产生了第一重“暧昧”——写作与健康是否相干，以及从哪些方面相干。施蛰存老先生认为，“这要看你如何写作；光说‘写作’，决不会影响健康”；吴亮先生也谈道，“还在十多年前，写作对我的健康只有好处；近来我写得相当少，可是健康却出了一点问题。我的问题属于饮食不当、缺乏运动以及遗传所致，和写作无关”。与此同时，斯妤、张抗抗、徐坤等多位女作家却指出，写作“肯定会影响健康”：她既是一种免不了种种“职业病”的“苦行”；又是一种代价与得偿同样高昂的“幸福”，即“以肉体的折损，换来心灵的从容和宁静”。
如果说上述作家的主要着眼点是写作对肉身的负面影响，下面几位作家的基本取向则是写作对精神的正面作用：苏叔阳、郑敏、蔡其矫等先生认为，“自由的写作，让人愉快，有益健康”，她“可以增进生命的活力和信心”，而“心情好，百病不生；常走动，常写作，肉体和精神互相促进，才是全面的健康”。此外，专业（武术）运动员出身的青年作家邱华栋还以其独特背景和自身实践证明：完全可以“把写作变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力活动”从而“活得好又写得好”；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张弛有度的自我安排，比如写一段活动一段“调剂一下”，“生活有规律、有计划最重要”。当然，不同作家达成“健康”的方法是不同的，适合30岁的邱华栋的“规律”看来就不大适合65岁的从维熙。任性适意的从先生指出，“生命不在于运动，而在于动、静平衡———叶圣陶老先生的话，我很欣赏，并本能地成为知音：吸烟、喝酒、不锻炼。夏公是92岁才戒掉烟的；不是成心去戒，而是感到有那么一天不想吸了，便停止了。生命应该适应自然，而不是适应定律”。
同样有趣的“对峙”还发生在作家徐小斌与蒋子龙之间。两人都从本次调查的主题出发联想到“鱼与熊掌”，却分执相对的立意：徐小斌认为写作与健康恰“如‘鱼与熊掌’”，她“欲兼得之”，如“不可得”则“将暂取‘健康’以为‘写作’之本”；蒋子龙却指出“这不是鱼与熊掌”，“不必非要把写作与健康强拉在一起”。
关于本主题的第三道提问是“在‘写作’与‘健康’两项中，您认为哪项更重要？”34．8％的作家倾向“健康”；39．1％的作家倾向“写作”；26．1％的作家认为“分不出”。这就产生了第二重“暧昧”——写作与健康究竟孰重孰轻？
如果徐小斌女士的话可以作为选择“健康”的作家们的代表，下面两位诗人的话就很可能概括选择“写作”的作家们的心声：西川谈道，“作品是生命的转化，普鲁斯特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使更有质量的生命转化为更有质量的作品”。臧棣说得更直接，“健康的确很重要，因为它向我们的生命提醒了某些事情。不过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我认为写作更重要。不仅重要而且有趣；因为它向我们的生命建议了某些事情，使它们看上去有如真正的梦想”。“提醒”和“建议”是用得非常别致的字眼，明敏的组合构成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无法反驳的理由。同时臧棣还说到了“梦想”，在这点上认为写作与健康“分不出”轻重的史铁生与他不谋而合。史先生并不以诗见长，然而他的“立论”却绝不比上面两位诗人逊色：“身体就像机器，需要保养，但其实是为了用。写作就像梦，由不得你做还是不做”。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之《性感·死感·歌声》中重述电影大师基斯洛夫斯基《双面薇娥丽卡》的叙事并插入这样一段阐发：“人的生命热情都是个体化的，个体化的生命热情就是个体热情——个体的全部身体感觉投入某种价值偏好的喜欢什么的在世行为。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又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抛开刘小枫的“薇娥丽卡语境”而借用他的“发明”，也许我们可以这样为本次“写作与健康”调查作一结语：
有如梦想的“写作”就是作家们的“身体的影子”；同时执著于梦想的作家们的个体热情，也即如刘小枫所言，“只能”在他们每个人“健康”的“这一个身体”上“散发”。
 |
